因此，交警执法需要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舆论，顾及执法对象的特殊性，其结果就是弹性执法。

合法性修辞这种既解决问题又不违反现行政治法律原则的性质与特点，不仅破解了现实困境，也尊重了法理论与裁判理论的价值传统与深层理念，使其成为法院/法官裁判创制型案例的实践选择和可取路径。1．在创制型案例的裁判中，法院/法官为合法性修辞的深层次缘由在于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分权原则。

质言之，合法性修辞受到其自身合法性的限制。[41]《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4月12日，李绍华在《今晚报》刊登内容相同的寻包启事，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元。《现代汉语词典》将修辞解释为修饰文字语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37]所以，为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所接受也就成了合法性修辞这种裁判方式正当性的基础。

[20]［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5页。这种信赖的好处在于，社会成员中对法律稳定性的期待没有落空，法治精神和信念体系得以树立，判决也能够被很好地执行。司法裁判自然可以考虑从未运用过的原则，而裁判也可能基于这个原则作出。

这种将原则拉入法律体系的方式被凯尔森称作转化理论。在体系中，原则与原则之间必须是融贯的，首先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在抽象的层面上发生明显抵触。实施行为本身并不能再创设法律规则，但仍具有法律意义。[92]原则很多时候适用于疑难案件，它体现了问题思维。

其三，即使毁损关系独立存在，它是否必须依附于阶层构造也值得商榷。这样的评价偏好可能来源于普遍的价值认知，也可能来源于特定的意识形态。

但这只是明确了法律体系的要素，却没有呈现出它的具体结构。前者将规则视为定型了的产品，反映了一种事后的法律观。这些内容可以被适用者所认识到，它的存在与个人的主观因素无关，因而在此意义上是客观的。实质原则与规则的内容相关，．因规则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是规则目的的体现。

自由裁量是一种主观意志活动。由此，在起源规则和实施行为之外将存在另一种法的必要形式。不仅概念、文义和语词属于实在法的范畴，而且价值、目的和意义也可属于实在法的范畴。但另一方面，原则想要成为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法律原则，同样需要有制度性的来源。

[31]现实结构只是更加复杂一些的理想结构。从性质的角度看，规则可被称为现实应然，相反，原则可被称为理想应然。

相对优先性是一种条件式的优先性，确立优先条件的体系也就意味着要区分和总结不同的事实条件，因为确立原则间的优先关系的前提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条件。[82] 作为确定性命令，规则是以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被适用的。

尽管这一个别规则具有法律效力，但并不意味着影响它的原则也具有法律效力。在每一阶层上，适用者的主观因素都将附加到上一阶层之规则的客观因素之上，两者合起来会作为下一阶层的客观因素出现。[121] 376 U.S. 254（1964）. [122]参见前引[82]，Robert Alexy文，第146页。1.规则与原则的制度性联结 规则与原则的制度性联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宪法基本条款。虽然他认为法律体系的形式区分仅是受各国实在法形式影响的偶然之事，但他同样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法的形式，缺乏最低限度之根本性的法的形式……法律体系就是不可想象的。不同要素与结构的组合构成了法律体系的不同模式。

第三个是初步优先性的要素。[3] 无论作为认知的对象对于认知本身有无制约作用，将法律体系的模式视为主要是法学建构的产物大体能够成立。

[123]公序良俗原则一般被认为是基本权原则在私法中发挥作用的桥梁。[112]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的形成空间非常大，司法审查的任务只在于审査其有无逾越政治决定权力的界限即宪法的框架。

一般规则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个别规则也可以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当然，这两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彼此关联的，要素的划分构成了讨论其联结方式（结构）的前提，而特定的体系结构又往往决定了这一结构下的要素如何划分。

故而，法律体系可以被描述为具有不同形式之法律规则间的阶层构造，这些规则要在静态意义上被理解，既包括一般规则也包括个别规则。[4]这一划分参考了冯威:《法律体系如何可能？一从公理学、价值秩序到原则模式》，《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第34页。法典或一些单行法总则部分的条款，虽非全部、但至少有一部分具备原则的属性，如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的公序良俗条款，物权法第3条第3款规定的一切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等。注释： [1] Vgl. Claus-Wilhelm 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82，S. 13. [2]在康德看来，体系就是同一种理念之下多样化认知的统一性（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2.Aufl.，Riga: HartknochVerlg，1787，S. 860）。

（二）进路：规范论模式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律体系不外乎是法律要素以一定的结构联结而成的整体。凡后文指称法律规则之处，皆在此意义上使用。

综上，规则模式（刚性法治）追求纯粹的规则之治，坚持立法对司法的优先性，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是一种单向度的法治理念。进而，由于属于自由裁量的空间，所以是否运用原则本身也完全取决于法官。

由于将强制视为法的必要要素，默克尔认为符合这一要素的实施行为同样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Vgl. Adolf Merkl，Prolegomena einer Theorie des rechtlichen Stufenbauesin:Alfred Verdross（Hrsg.）,Gesellschaftt Staat und Hecht-Untersuchungenzur Reinen Rechtslehre，Wien: Springer，1931，S.261-262）。如此，提出后者就是多余的。

因此，一个动态意义的刑法规则看起来是这样的：如果某人盗窃财物，依据特定条款指派的特定国家机关以特定的方式提起诉讼，依照特定条款指派的国家机关在特定程序中宣判了具体刑期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窃贼就应以特定的方式被剥夺规定期限的自由。被限定的行为不仅只有依照限定性行为才能作出，而且也只能来自于限定性行为。最后，刚性法治将民主视为法治最重要的内核，而柔性法治兼顾基本权利与自由。起源规则——相当于凯尔森理论中基础规范——构成了第一个阶层，也是高阶层。

在此，合宪性推定本就是一项政治原则，违宪论证的负担、无法证成的风险都需由宪法法院来承担。概言之，规则体系所意图现实的是一种刚性法治的理念，而规则一原则体系对应的则是一种柔性法治的理念。

[81]作此理解的原则与规则的确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因为重要性原本就是程度上的判断。这里只想扼要地指出：凯尔森将法律体系仅仅理解为一个形式的或框架的体系未免失之过窄。

一个反对意见是，规则与原则并无质的差别。[110]参见[美]玛蒂尔德?柯恩:《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杨贝译，《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59页以下。